台湾南北 差异

台灣土地即使不大，不過東西南北地區各有不同風情及特色。對此土耳其籍藝人吳鳳定居台灣15年，雖然他住在台北市，但也經常往中南部跑，於是他點出個人覺得北部跟南部的十個差異，不過有一項共通點，讓網友看了紛紛豎起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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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台灣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化社會的過程中，陸續出現許多台北與中南部環境的描繪。而這些內容都是為了探討社會變遷過程的總體變化以及個體老百姓如何適應這樣的動態轉型。羅大佑曾經在1982年發表《鹿港小鎮》一曲，歌詞提到「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故鄉沒有霓虹燈。」呈現出對於都市化的抗拒。[1]:126 在那純樸的年代，人們關注的是「城鄉差異」而且沒有把「差異」本身賦予「南北」之分和「二元化的優劣歧視」。[1]:127

真正將這些現象投以各式價值判斷的操作起於蔣經國逝世之後，也就是在西元1988年起，國民黨內的外省人為了與國民黨內的本省人爭奪主導國民黨的核心權力而想出的辦法，並加上以聯合報系為首的統派媒體等台灣威權政體下的「侍從報業」配合炒作宣傳所成。[1][7]

中國國民黨黨內，主要由「非台灣省人」組成的新國民黨連線（國民黨內的保守派[2]），為了淡化自身及支持者的外省特徵，而將外省人眾多的台北都會區美化為「都會中產階級」，而台灣本省人居多的中南部地區則無辜成為他們拿來操作的對象，用以攻擊鬥爭李登輝等國民黨內的本土派[1][2]。

中南部候選人 = 地方候選人= 金權（金牛）、派系 = 不提政見或不談公共議題
台北候選人 = 王建煊、趙少康 = 中產階級 = 社會正義、有政治理想、理性而穩健

中南部選民 = 地方/鄉村民眾 = 教育程度低、不重視公共議題及候選人政見 = 受到派系操控、不反對賄選 = 不關心國家認同問題、不關心統獨問題
台北選民 = 都會區民眾 = 知識份子、受薪階級、社會經濟地位高、教育程度高 = 重視公共議題、重視候選人政見 = 具有獨立思考的判斷能力

台大政治系教授胡佛表示：「根據他多年的研究，臺灣選民 投票對人不對事，大部分都不在乎政見，而且越往南部，看政見投票的比率越低。因此他認為，王建煊（為了1992年的土地增值稅事件）的辭職，頂多只能在台北這個高知識水準地區發生影響。北部與中南部的選舉結構南轅北轍，目前中南部的選票完全為派系操縱。」

而統派媒體以「金權派系」為描述的起點，原因在於中國國民黨為確保能在台建立支持其政權的社會基礎，長期透過兩套分別針對台灣本省人及外省人的滲透機制來穩固其社會基礎。[5]第一套滲透機制是成立「中國國民黨特別黨部」來討好多數具有外省人身分的軍公教人員、公營事業與眷村，因為國民黨知道他們剛來台，多無社會連結網絡，無依無靠，是比較能控制與掌握的群體，所以國民黨利用龐大的國家政治、經濟資源「投資」這群人的工作與生活，而這群國民黨認為最好掌握的人，也順利成為國民黨的「鐵票部隊」[5]。第二套滲透機制是成立「地方黨部」來滲透廣大的台灣本省人，手法為在全台各地廣設「中國國民黨地方黨部」與「中國國民黨基層代理人」，然而地方黨部獲得來自黨中央的資源甚少，而所謂的基層代理人事實上既無被授予實權，亦無得到經濟支援，無法像特別黨部挾其「黨國一體」的優勢直接與臺灣外省人建立主從的恩惠關係。在國民黨不願改變外省人與本省人的資源配置比例下，為了用最小的投資讓台灣本省人也能順從國民黨，便選擇與各地的地方派系合作，而過程中雙方用盡心機，明爭暗鬥，導致彼此關係不穩定[註 2]且為人稱之「黑金政治」、「金權政治」[5]。「中國國民黨特別黨部」由國民黨內的外省人掌握，而各地的「中國國民黨地方黨部」則由國民黨內的本省人掌握。因此，統派媒體的策略即是利用嘲諷中南部人的方式，聲東擊西，抨擊國民黨內的本省人[1]:130。這個現象反映出國民黨內為了爭權而分裂的問題[1]:130。利用派系贏得中南部選民的基本支持後，國民黨還善於推出「有助於其勢力鞏固的『候選人』」[9][10]。這一切看在外省人眼裡，「本省人不看政見，易受派系『操弄』」的印象儼然成形[5]，而外省人看在本省人眼中，就是「一群不懂民間疾苦、不勞而獲的高級權貴」[5]。這些「不能說的秘密」，深刻的影響未來數十年的台灣社會關係，成為當今臺灣外省人與本省人存在隔閡的關鍵因素之一[5][6]。

至於統派媒體與國民黨內外省族群操弄「台北都會/中南部鄉下」一詞的原因在於，1990年代的台灣社會，任何明顯號召本省人或外省人的訴求，往往都會引起操弄「省籍身分」的批評，於是這些人便試圖在省籍之外找出另一個不會讓人立即發現他們操弄省籍的意圖又可以如同外省、本省一樣「區分」出選民籍貫的代名詞[1]:130-134，然後他們發現能以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分布地域作為替代方案，因為當初隨著國民政府一起遷移來台的人多數居住在北台灣，其中又以台北為大本營。於是他們決定操弄「南北」一詞來達到操弄省籍能獲得的效果[1]:130-134。再者，他們在論述中提到的「都會區選民」設定的都是「台北都會區的選民」，並忽略台中市、台南市、與高雄市等本省人雲集的都會區，以達到他們明確區分出外省人的目的。「鄉下」一詞被用來與「都會區」形塑出強烈的對比，以援用社會上對於都市的想像：進步、居民教育程度高、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對於鄉下的想像：落後、沒讀書、教育程度低。然後利用一次又一次的宣傳，將民眾對都市的美好想像投射在他們身上；將民眾對鄉下的落後想像，投射到中南部的選民以及這群教育程度低的選民所選出的民意代表和依附的地方派系[1]:130-134。這一系列的策略乃為了打擊以李登輝為首的國民黨內本省人，並且在選舉中將自己與其他參選人「做區隔」以期在外省人居多的台北獲得最多的選票[1]:130-134。

本省人與外省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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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土長於臺灣的新任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其欲帶領國民黨深耕本土化（臺灣主體性）的政策受到國民黨內外「非臺灣本省籍」大老及臺灣外省人（包含部分外省人第二代，例如：馬英九）的強烈批判[1][11][12][13][14]，認為李登輝帶領國民黨加強與「台灣本土（本省）文化」的連結根本是暗通民主進步黨的台灣獨立訴求[15][11]。

蔣經國去世後，李登輝依照中華民國憲法以副總統的身分繼任成為總統，不過因為李登輝是臺灣本省人的身分所以與兩蔣時代的國民黨勢力淵源不深，李登輝剛接任總統，就面臨國民黨外省勢力的猜忌，李登輝便藉著落實臺灣民主改革回應民意（包括廢除國民黨內外省大老嚴厲要求保留的黑名單、拒絕依循黨內外省大老「立即與中共談判」的強烈呼籲、[7][16]、接受民主進步黨提議但是遭到國民黨內外省人高聲反彈的總統直選及弭平228事件的歷史傷口等[16]），鞏固自己在黨內的地位。[1]:130[7][17][18]

蔣經國過世後，國民黨內本省與外省兩派對於國家立場定位的紛歧、政治權力鬥爭等因素一直僵持不下，最後雙方終於走到攤牌時刻，1992年王建煊和趙少康紛紛辭官以「無黨籍」身分參選1992年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台北選區的立法委員且都打著「反金權」的口號並配合統派媒體的暗助。國民黨茶壺裡的風暴可見一斑[1]:131[7]。

以台灣本省人視角為報導出發點的自由時報則在社論中撻伐國民黨黨內及黨外外省人的政治操作，認為他們這些政治訴求與南北地域差異的宣傳不過是幅掩人耳目的旗幟，藏在旗幟後方的其實是「少數族群、省籍與派系的危機感」[1]: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