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查不公開當事人

文 / 黃育杉

刑事程序「無罪推定」的原則之下，被告（事實上應該稱之為「犯罪嫌疑人」）尚未定罪之前，其〔名譽人格權〕有加以保護的必要.  

＜什麼是偵查不公開？＞刑事訴訟法第第二百四十五條規定「偵查，不公開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得於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訊問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但有事實足認其在場有妨害國家機密或有凐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或妨害他人名譽之虞，或其行為不當足以影響偵查秩序者，得限制或禁止之」「辯護人因偵查中執行職務所知悉之事項，不得洩漏」「偵查中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應將訊問之日、時及處所通知辯護人。但情形急迫者，不在此限」。

＜為什麼偵查不公開？＞在刑事程序「無罪推定」的原則之下，被告（事實上應該稱之為「犯罪嫌疑人」）尚未定罪之前，其〔名譽人格權〕有加以保護的必要。因此，被告在偵查階段，尚未被提起公訴之前，案件過程及內容，並不適合受到大肆的宣染或報導，以免因為輿論報導的偏差，而影響司法單位對案件偵查的進行。

＜偵查不公開原則，有例外嗎？＞既然偵查不公開是一項原則，是不是應該有所例外呢？例外的情形，是否應該也要有法律明文規範？事實上，很多案件，尤其是警察機關，抓到了一個現行犯，或是一個犯罪嫌疑人，不但引來大批媒體深入報導，以展現績效的方式枉顧法令，而犧牲了被告的人格權益。

但是民眾對於治安的好壞，是否也有知的權利呢？如果案件都要等到一段時間之後，才讓社會大眾知道，是否對於社會安全的防患上，有緩不濟急的可能？因此，在偵查不公開原則之下，同時考量民眾知的權利之間，該如何取得平衡。這個問題被提出來討論之後，偵查不公開原則，就漸漸的被檢討，或有人主張應該適度的修正了。

立法院、司法、法制聯席會議，日前已經審查通過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之修正案，該條修正案之內容略為「未來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或其他參與偵查程序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為維護、保障公共利益及合法權益外，不得公開、揭露偵查中知悉的資訊」。在聯席會議中，也通過了立委的附帶決議，要求法務部和內政部應嚴加督導所屬各檢察、調查和警察機關，確實「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與偵查案件有關的新聞，要統一由發言人發布，各機關也要嚴格規範媒體於機關內採訪地點，妥善管制媒體進出辦案人員辦公室，並要求應依規定處罰違反偵查不公開的檢調人員。

上述刑訴法第二百四十五條之修正案，未來如果經立法通過而施行，將對於現行辦案人員常常利用職務之便公布案情，影響案件偵辦的情形有所改善外，更將使得被告當事人的名譽，獲得適當的保護，也可以避免因為事前的公布，導致被告受到輿論的不當審判，也可以避免偵辦人員有「未審先判」的情形發生，嚴重破壞了刑事訴追程序上無罪推定的原則。同時，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有關偵查不公開的修正案，也在人民知的權利上，考量到「維護公共利益及保障合法權益」之間，取得了適當的平衡點。

＜草案中之“維護公共利益及保障合法權益”之例外，所指為何？＞所謂公共利益及保障合法權益，這是個抽象的概念。原本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即已規定偵查不公開，只因偵辦刑事案件等相關人員，自行違背該項原則，然後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不論是基於什麼樣的考量，或許是輿論壓力，或新聞自由，如果以一個「為維護公共利益、保障合法權益」的抽象概念，讓偵辦刑事案件的相關人員，又再自行擴張解釋，任意將案件在偵查階段公諸於世，會不會讓偵查不公開，又回歸到「惡習如往」的現象嗎？

＜媒體在偵查不公開的原則下，要如何進行採訪？＞台北司法記者聯誼會，在日前拜會了台北地檢署，為了在「新聞採訪自由」與「偵查不公開原則」間取得平衡點，提出四點建議（一）提供適當處所供媒體記者使用（二）提供適當採訪專區及規劃採訪動線，避免影響檢察官偵查作為（三）新聞發言人每日兩次提供新聞事件諮詢，建立無障礙新聞發言人制度（四）針對符合重大公眾利益案件提供每日庭期表，以維護民眾知的權利，同時確保新聞採訪自由。台北地檢署也表示「願意在不影響偵查不公開原則下，顧及新聞採訪自由」，對於「犯罪嫌疑人的名譽人格權問題」，研究其可行性。

在一場名為「偵查不公開與人權保障」的座談會上，法務部檢察司長蔡碧玉表示，檢察官基於保障人權和維護偵查辦案隱私的立場，而執行偵查不公開的原則。不過，此項原則到最近才因為媒體對案件偵查的興趣提高，和國內保障人權聲浪的高漲，才逐漸受到重視。但是，如果媒體針對正在進行調查的案件做出報導，則媒體立場可能會影響最後的判決，有違無罪推定原則。因此，檢察司長蔡碧玉認為，受到偵查不公開的對象除檢察官外，還應該包括〔律師〕和〔警察〕等相關人士。有些具有新聞性的案件，往往都會成為媒體採訪的對象與焦點，因此檢察官就經常必須面對民眾的〔公知權〕與〔穩私權〕之間，去考量利益權衡的問題。因此，在「偵查不公開與人權保障」的座談會中，與會人員一致呼籲，媒體應尊重偵查不公開原則，以保障人權。不只是被告的人權，還包括被害人的隱私權，目前在〔性侵害事件〕〔少年事件〕均有不公開審理的規定，這一項觀念，不能因為媒體的利益，用多數暴力的方式，去侵害一個人的人格。

＜我們對於新聞自由面對偵查不公開原則的看法＞

１．為了新聞自由或公益，而調整偵查不公開的原則，尤其是媒體業者，是否能夠嚴守檢方所發佈新聞內容的報導界限，絕不為了新聞賣點、搶先獨家，而加油添醋，慫動視聽呢？

２．新聞自由確實帶給了民眾許多〔知〕的滿足，但是如果因為新聞自由過度而失真，反而成為製造社會價值矛盾、引起大眾紛亂不安的情形，媒體是否也應該負起一定的責任？如果檢方、警方違反了偵查不公開原則，而受到處分，對於媒體，同樣的是否也應該有相關之懲罰規定與標準？

３．權利的背後，應該有一個相對的義務來襯託，新聞自由是權利，是否也應該課予其相對義務？偵查不公開，是保護名譽人格權的一項把關措施，新聞媒體能夠有效的做好這項人格權的把關措施嗎？從最近的〔狗仔隊〕新聞事件來看，似乎頗令人憂心，因為欠缺法令管理的新聞業，使得人民的隱私、人格，成為媒體商業化之下，捉弄把玩的標的。只要家中有人犯錯，可能祖宗八代都不能倖免曝光，甚而受到輿論的韃筏，這樣的情況，頗令人有〔誅九族〕〔連坐〕的意味。

４．因此，我們希望新聞自由該受到保障，但是絕對不是用犧牲人格權的方式去滿足。

＜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起訴效力如何？＞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款規定「禁止審判公開，非依法律之規定」為當然違背法令。但是，這裡所謂之〔審判〕，是否包含〔偵查〕？攸關違法偵查不公開的效力問題。

審判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原則上準用公訴有關〔起訴〕程序。而偵查不公開，僅屬起訴前的程序，並非起訴後的程序。因此上開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款之規定，並無法使得違反偵查不公開之起訴案件，有相同於判決當然違背法令的效果。再則，站在保護被告權利的角度思考，如果將違反審判程序之規定，擴張適用於偵查階段，使起訴前的偵查程序，也應準用於審判程序之規定，而違反偵查不公開者，也評價為當然違背法令，而使偵查後之起訴成為無效呢？

事實上，所謂「當然違背法令」，依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構成上訴的理由（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在刑事訴訟法上當然違背法令的情況，尚區分為「判決違法」與「程序違法」。而程序違法的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規定「訴訟程序雖係違背法令，而顯然於判決無影響者，不得為上訴理由。」然而，程序違法，是否延伸至將判決認定為瑕疵？我們舉例來說，刑事程序法學上，就曾經討論有關〔違法取證〕的證據效力問題，爭議頗多。因為判決是靠證據支撐，證據如果是因為違法取得，其真實性就應該受到懷疑，甚至於被認定為該項證據不得引用於下判決的理由，即不得作為判決有罪的依據。然而，偵查不公開原則的違反，是否也應該做此評價呢？

刑事訴訟程序並非僅有〔證據〕而已，尚包括其他必要的過程，理論上均應符合程序規定進行，這就是所謂〔正當程序〕或〔程序正義〕。反之，不正當程序對於被告而言，將造成不利益，如果程序不嚴謹，對於人權保障的意義，就
會形同虛設，因為程序不當所作出來的判決，就不能令被告心服口服。

如上所述，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規定〔程序違法，未必判決有瑕疵〕。但是，如果這種理由持續的被不當擴張，反而會給警察、媒體，有不尊重法律的理由或是不尊重他人的空間。因此，我們認為，應儘早訂定出一套制度，讓偵查不
公開的規定，對刑事被告而言，能獲得到實質的意義。

所以，綜合以上說明，偵查不公開原則，在現行的刑事程序法令之下，似乎僅為宣示的作用，對被告而言，並無實質之意義，不論是檢察官、警察、律師違反者，可能頂多只是一聲〔抱歉〕而已。

黃育杉
〔國家賠償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lawyer162153/〕版主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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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金來自中國福州，原本在一間雜貨店工作，「那時我工作的地方，就在我先生上班的工廠附近，他常常來買東西，我們就是這樣認識的。」今年五十多歲的德金，回憶起當年和先生認識的情況，微微害羞了起來。「我先生年紀比我大上一段，我們來到台灣之後，有一天我去區公所辦事情，拿到一張居服員訓練課程的傳單，那時我想說，我媽媽年紀大了，我先生年紀也大，如果我有居服員的技術，那以後我要照顧他們就方便多了。」因為這樣起心動念，讓本來是單純家庭主婦的德金，開始了居服員的訓練課程。

居服員的訓練內容非常豐富，主要是針對日常生活活動或獨立自主生活能力不足的人，提供家務、日常生活、身體照顧的服務。除了上課之外，還有實作練習，以及現場實習。德金笑說：「我去實習的時候，是學姊帶著我去，那個服務對象是一個很高的女生，他們家人看到我就說：『哎唷這個居服員個子太小，不行啦！』我學姊趕快跟他們說，沒有沒有，我只是來實習的而已。」雖然一開始因為身型被不看好，但努力通過實習後，德金成功成為伊甸正式的居服員。八年來的每一天，嬌小的德金，用熱情和行動力，證明他內在能量的強大。

德金總是發自內心為服務對象付出，希望自己可以成為對方的支柱。「我服務過一位罹患失智症的阿伯，只要一不注意他，他就會大發脾氣。所以我陪伴他的時候，都是注意力100％放在他身上，找話題跟他聊、找東西給他看，或者唱歌給他聽。他後來都認得我，遠遠看到我會就喊『嘿！麻吉！你來了啊！』」

他的另外一位服務對象是視障人士，想學口琴但是看不見譜，德金憑著以前學過音樂的記憶，再加上自己多聽多唱幾次，在每次與服務對象相處的時候，陪他一起練習口琴。「我只要看到他們很開心， 就覺得自己也好開心，能夠多幫一點人，要做什麼我都很願意。」德金分享道。

陪伴、傾聽，常常是所有失能者在心理上最需要的支持，但這可能也是最親近、最熟悉彼此的家人，比較難以顧及的面向。德金作為一個外來者，反而可以用專業的訓練，加上他個人樂於付出的特質，提供最適切的陪伴，成為失能者以及家人之間最好的調節。

走過人生的低潮，更能感謝每一雙援手

從家庭主婦到居服員，德金發掘了自己的全新領域，並且樂在其中。但是這樣的日子，卻在發現先生罹患膀胱癌之後急速轉變。「那時候我先生很痛、很辛苦，我要照顧他，24小時地照顧他，但是我的服務對象也在等著我，我壓力很大，爆哭了好幾次。」幸好伊甸的個管員、居服督導、同事等都非常能夠同理德金的狀況，讓德金可以彈性的排班。「有時候甚至是超級臨時，下午要過去服務了，但我早上才說我沒辦法去。但我的督導都說沒關係，他會想辦法調其他人手過去幫忙，要我安心在家裡照顧先生。」

先生生病之外，遠在中國福州的母親，也在疫情最嚴重的時期因病過世。「我回不去，全家人都到了，就只有我不在我母親身邊，我用視訊跟他說：『媽媽，我愛您，對不起，我不在您身邊，您要原諒我，我愛您。』」

在不到一年間，德金的母親、先生相繼去世，德金直言，如果不是伊甸這個大家庭的夥伴，總是在他身邊，給予他關心和鼓勵，加上信仰的支持，他真的不曉得要怎麼走下去。「那時候我同事一下班，就打電話給我說要過來陪我，我說你下班很累了回去休息吧，同事都堅持要來，坐著陪我看看電視也好，我真的很感謝他們。」直到今天，德金還是會在回到家的時候說一聲：「老公，我回來了喔。」這句問候，從一開始的感傷失落，慢慢轉變成和在天家的先生，分享日常點滴的開場白。「我還是很想他，也很想我母親，但我現在知道，他們都過得很好，沒有病痛，而且永遠在我心中陪伴著我。」

在伊甸、信仰和親友的幫助下，德金走出了情緒的幽谷，重拾身為居服員的使命。更重要的是，伊甸提供定期的教育訓練，讓德金以及每一位居服員，可以在心理素質和專業技術上，隨時保持最佳狀態。

帶著所有的祝福和力量，繼續前行

作為居服員，也曾經是失能者家屬的德金，更能理解居服員對於一個家庭的重要性。「因為照顧者的神經是隨時緊繃的，你會真的非常需要一個休息放空的時刻，哪怕幾小時也好。去做自己的事情，留一些距離、空白給自己和家人，這對雙方都好。」現在，德金依然每天在伊甸居服員的崗位上，奉獻自己的能力和熱忱。德金說：「雖然在台灣只有我自己一個人，但在台灣生活20年，這裡已經是我的第二故鄉，而且我還有居服員這份工作，只要我身體健康，可以幫助人，我就想一直做下去。如果有一天，我體力不行了，或許我會回去家鄉，跟其他家人團聚。」

在工作上的經歷，讓德金更能體會生命的無常，健康的可貴。她也鼓勵所有照顧者家庭，家人相處之間最重要的是尊重、尊嚴、以及開放的心態。「我也很推薦家屬們可以去上關於居家照顧的課程，因為居家照顧服務課程的學習不單是學習照顧技巧，幫助自己照顧家人也減緩因為照顧受傷的可能，更重要的是透過課程更了解有專業資源介入的好處，而且家屬也能更理解失能者的問題，跟我們居服員溝通起來也會更順暢。我們就可以一起找回生活的平靜和平衡。」德金非常誠懇地推薦。

台灣目前已是高齡社會，預計114年就要進入超高齡社會，可以想見的是，長期照顧成為每個家庭的課題。伊甸不只關注長輩生活，更希望擁抱照顧者，乃至整個家庭的需要。伊甸基金會推動老人照顧服務計畫，持續透過日照、居家服務、失智據點、送餐關懷等多元服務，連結長輩的生活需求、支持每個照顧者的身心。

偵查不公開是什麼意思？

偵查庭公開嗎？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所規範之遵守的對象為何？

偵查庭是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