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 不是 最 好 的 制度 邱吉爾

邱吉爾評民主制度的名言，很多人都聽說過：

民主據説是一種最壞的政體，但也勝過以往嘗試過的所有政體。
It has been said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 that have been tried.

然而，這句話的重點並不是民主，而是他選擇了「最壞」（the worst）一詞，當然結合下文來看，這句話表面上形容民主「最壞」，其實是說民主「最不壞」。

把目標設在「最不壞」，可說是英國政治的特色。

這種思維須有一個大前提：必須明白世上沒有天國，人間沒有完美，甚至勇於承認以人類之墮落敗壞，個個有罪，根本不值得最好的安排（正如邱吉爾名言的上半句，形容我們這個世界為 “this world of sin and woe”），不要妄想可以做到最好、盡善盡美，頂多只能避免製造災難，遠離人為的地獄，做到「不太壞」，就已經很好了。

這恰恰是中國政治傳統所最欠缺的思維角度。

中國政治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對君主有「內聖外王」的崇高要求，對統治階層有「明君賢相」的美好期盼，當現實政治令人失落的時候，又有對於「桃花源」的嚮往和漁樵耕讀的片面美化。

從儒家到後來的儒學，變成了泛道德的一種教條，上智下愚，君子小人，似乎沒有中間落墨的餘地。君子沒有陰暗面，小人則無藥可救；只要從政的君臣都是準聖人的君子，那麼他們的統治便一定是理想和完善的：河清海晏，男耕女織；如果統治得不那麼好，那是因為當前的君主不是周文王，臣子不是周公，而是奸佞、諂臣、貪官、小人，只要清君側除家賊，便一天都光晒。

諷刺的是，數遍二十四史，真正算得上清明治世，歲月靜好，能達到「老有所養，幼有所教，貧有所依，難有所助」之最高理想，或人人有飽飯吃的最低要求，不知能數得出幾個；反而暗無天日的暴政比比皆是，即使以宣揚愛國為目標撰寫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也寫滿了甚麼官逼民反、橫徵暴斂、勞民傷財、窮兵黷武、路有餓殍、賣兒鬻女、苛政猛於虎、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隨随便便一寫就是一串，可見這種悲慘局面，是中國政治狀態不斷重複的主題。

很有可能，由於中國的政治有這種口號式的理想主義傳統，反過來的一面，便是容易走極端，幾乎沒有協商的空間，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或者統治階層内部的衝突，都很難化解，通常是魚死網破，玉石俱焚，永遠都是在玩零和遊戲。在這種走極端的政治鬥爭中，暴君是最不怕攬炒的，因為他有無數的別人可以作為代價，最後才輪到他，按照無產階級暴民的邏輯，寧教我負天下人，當然夠本有餘了。

因為沒有「最不壞」的選項，所以在中國歷史上，但凡和談協議，都是屈辱的，譬如北宋送歲幣給遼國，就被視為軟弱的表現；而到處征伐蕩平天下，就被視為雄才大略，國威遠揚。歷史書歌頌漢武帝唐太宗出征建立霸業，就選擇性遺忘隋煬帝打仗亂花錢。晚清甲午戰爭前夕，主和派至今依然披著軟骨頭的罵名，而既不知經濟，又不知軍事的主戰派，倒得了「清流」的美名。這種思維，至今也沒有改變。

英文還有一個字，在中文裡也形同髒字，便是 compromise，妥協。妥協其實翻譯得恰到好處，妥協便是尋求最不壞的局面，大家都退一步，發生利益衝突，折損一部分，總也好過一鋪清零，關鍵是不要把對手或敵人逼上絕路，而不是甚麼「宜將剩勇追窮寇」。

不要以為做到「最不壞」，是一件容易的事，這要求敵對的雙方或者各方，都做出某程度的讓步。英國是公認現代民主制度的發祥地，但論其源起的「大憲章」，則毫無高尚之處：既沒有明君，也沒有賢臣，更沒有正直熱血，揭竿起義的老百姓，和人民當家做主一點關係也沒有。只有務實的談判和交易，談不攏的時候當然也不可避免動用武力，但是不能走極端；即使在查理一世被殺之後，還是要請回國王的血親來繼任王位。

妥協，追求最不壞，或兩害相權取其輕，是一脈相承的思維，因為資源永遠是稀缺的，尤其是好東西，英國不但最早奠定民主制度，也孕育了古典經濟學和自由市場觀念，成就了一個海洋商業帝國，這一切，當然都不是巧合。

前英國首相邱吉爾於1947年在「最糟糕的政府形式」中就講過：「確實，有人說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除了不時被嘗試的其他形式外。」（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筆者認為，人類如果從1947年到現在都還沒找到比民主更好的制度，還在認為「民主制度是普世價值」的話，那是沒看到各國每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無法真正解決人類所引發之長程而重大的共同問題，例如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生態惡化等（現在的人類已不能再將地球視為無限大，予取予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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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其他動植物的角度來看，人類現在的行為不就是地球上最大的害蟲嗎？如果人類仍不能改變制度與行為，那麼提早在地球上滅絕就是非常合理的結局，一點都不冤枉！

現代以民主制度選出來的許多領導者除了無所不用其極的想要當選（以取得權利並極其自私而短視）之外，哪能以豐富的經驗、宏觀的角度來做長遠而正確的決定？這也是視頻「民主為何行不通？沒有民智，談何民主？!」所想表達的（別忘了德國的希特勒與美國的川普都是經過民主程序產生的）。

此外，現在媒體或網路上的假消息非常多，大幅減少了民眾取得正確訊息的機會，因此民眾選出較佳領導人的機會遠不如邱吉爾當時！

前英國首相Tony Blair（湯尼·布萊爾）於2014年12月4日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民主是否已死？（Is Democracy Dead?），也憂心的顯示了現代民主制度的種種缺失，他的意見包括：

1. 真正的民主，光有投票權是不夠的。
2. 一些初出茅廬的民主國家，至少在短期內，不如一些獨裁國家有能力滿足大眾的需要。
3. 對民主政治有一種普遍的不適感和幻滅感。
4. 民眾感受到缺乏改革的影響。
5. 既得利益的強大集團可能阻礙改革。
6. 如果我們真的相信民主，則現在是改進民主的時候了（但他未談到改進民主的對策）！

從目前的諸多現象及這次新冠疫情的情況看來，民主制度並沒有改善的跡象，而在民主國家中日益普遍的現象是：「國內兩大黨間有嚴重的內耗、有種族或宗教歧視、從兩個爛蘋果中挑一個比較不爛的」，而民主也有漸漸演變成民粹（populism）的趨勢。

作者認為，從目前的諸多現象及這次新冠疫情的情況看來，民主制度並沒有改善的跡象。圖為美國。（資料照，美聯社）

台灣的另一個大問題是：「在國家接班人上鑄下大錯」。特別是在李登輝接替蔣經國擔任領導人的時候。李登輝急著要實行「全民選舉式的民主」真的是正確的方向嗎？所謂的「李登輝是民主先生」究竟是褒是貶？希望歷史能給後代一個答案。

四、未來的展望

英國著名的史學家湯恩比（1889-1975）曾說過：今天的人類社會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代，而且還是人類咎由自取的結果（他在1970年代初期說的）。湯恩比也曾說過：「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21世紀就是中國人的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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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政府

前英國首相邱吉爾說：「民主是一種最不壞的制度。」

歐洲及美國一直奉行民主制度，但近數十年，當這些民主國家出現政治及經濟危機，便有人質疑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到底哪裏出了問題？「問題不是來自民主制度本身，而是來自糟糕的執政」，這涉及了運作民主的「政府」。

本書作者是法國著名政治思想史學家皮埃爾・羅森瓦隆 (Pierre Rosanvallon)，他從歷史的角度回顧了法國大革命以後西方各國不同時期的民主憲政，闡述民主政制從早期的理論，逐步演變為今天最常見的兩種制度：總統制和議會制，並比較及評論兩種制度的異同與優缺。本書把注意力從代表者與被代表者關係的「選舉民主」，轉移到選舉之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的「運作民主」，並試圖找出公民在選舉之後，權力如何被議會獨佔的原因，提出糾正制度中偏差行為的建議。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探索構成「好政府」的元素，包括明晰、責任與應變能力；另一方面，又界定了治理者所需的個人品質、治理者和民眾之間的組織規則，從而建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信任的關係，實現一種信任民主。

本書的重心雖然是分析法國政治的發展歷史，但不局限於法國，更討論了美國及歐洲各國的經驗，是一本重要的比較政治學著作，適合對政治制度、公共行政、制度改革感興趣的讀者閱讀。

從一種民主到另一種民主

我們的體制可以說是民主的，但是我們並沒有被民主地統治。一個大斷層滋養着當代的幻滅與恐慌。我們來詳細談談。我們的制度被認為是民主的，因為權力是通過公開投票競選產生的，而且我們生活在個人自由受到保護的法治國家裏。可是，民主進程肯定遠未完成。被代表者經常覺得他們被法定代表拋棄了，因為選舉一過，人民便感覺沒多少主權。話雖如此，這個事實不應該掩蓋另一個事實，而後者的特性更加難以辨別—糟糕的政府深深侵蝕着我們的社會。如果說政治生活是圍繞着決定體制性質的各種機構組成，那麼政治生活也是政府的行動，就是公共事務的日常管理，是決策與發出命令的規程。政治生活是行使權力，用憲法語言所說就是執法權。公民每時每刻要與其打交道的就是執法權。民主訴求的重心不知不覺地轉移了。如果說很久以來這種民主訴求，尤其代表與被代表者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那麼如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就成了主要問題。只要代議制的存在還是不言而喻的—我們確實一直在談論「代議制的危機」（下文我們還會再提到），這種重心的轉移並不意味着決裂。但是民主的不足顯然還有其他原因。對於公民來說，缺少民主是指沒人聽取他們的意見、有些決策未經商議便推行、各部門不負責任、領導人毫無顧忌地撒謊、政界就像個封閉的世界、由下而上的匯報不充分、行政運作不透明等。
問題是，政治中的這個維度從未被認真思考過。民主總被理解為體制，而從未被認為是一種特殊的政府形態。歷史上「體制」和「政府」這兩個詞相混淆就很有問題 。在民主體制的最初的歷史中，就是在立法權高於一切的「議會—代議制」的模式中，這個問題也許並不明顯。但是如今執法權成為樞紐，帶動民主形態向「總統制—政府」模式轉型。如果從前所有的批評源於病態代議制，那麼現在要考慮的就是病態政府。本書將追溯這種轉型的歷史及過往執法權被忽視的歷史，繼而提出政府民主理論的依據。

前言        從一種民主到另一種民主

第一部分        執法權：問題重重的歷史

第一章    法律神聖 執法者居下

第二章    對非個人化的崇尚及其變異

第三章    複權時代

第四章    兩種嘗試

第二部分        民主總統選舉制

第五章    先鋒實驗：1848 年革命與魏瑪共和國

第六章    戴高樂特色的總統普選

第七章    不可迴避與不確定性

第八章    非自由主義準則

第三部分        掌握民主

第九章    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的關係

第十章    明晰度

第十一章        責任

第十二章        反應力

第四部分        信任民主

第十三章        好政府的形象

第十四章        講真話

第十五章        正直

結論        第二次民主革命

作者簡介

皮埃爾•羅森瓦隆 (Pierre Rosanvallon)，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教授、法蘭西公學院政治學講座教授。作為著名政治史學家，羅森瓦隆專攻民主史，關注國家與社會法在當代社會中的作用。

羅森瓦隆發表過二十多種著作，其中不少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法國大企業贊助下，他成立了旨在建立新的社會批評的「思想共和國」智庫，組織出版「新思想叢書」。羅森瓦隆在法國和歐美其他國家政治思想界具有重要地位。近年他的研究開始在中國學術界傳播，已有中譯本的著作包括：《法蘭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公民社會與雅各賓主義的對立》、《公民的加冕禮：法國普選史》及《烏托邦資本主義：市場觀念史》。

譯者簡介

晨楓，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法國語言文學專業畢業，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歷史與文明專業博士。長期從事文學代理和出版工作。